1941年,她也走了,家裡連口像樣的棺材都沒買。
而另一個女人,潘惠英,是蔡鍔在雲南認識的,新式女子,懂英文,能寫信,懂軍事一點。
蔡鍔去日本手術前,最後一個擁抱的人就是她。
臨終時,她在病房角落守了一夜,沒掉淚,只握著他那隻槍傷的手指,她也沒再嫁,帶著三個孩子遷居北平,靠編教材為生。
她的長子蔡端生,後在外交部任情報司官員,終身沒有談起過父親的死,只說:「他是國人心中的牌位。」
孫輩有幾個在北大當教師,一家人不張揚,低調傳承。
一場戰爭之後,沒有勝者,只有懷念者
嶽麓山上有一座墓,墓碑後面沒有碑文,只有八個字:「共和未成,英魂長在。」
有個日本軍官,曾經在福岡送他上手術台,很多年後他說:「我見過很多軍人臨死,那人不怕死,他只怕事未了。」
蔡鍔不是神,也不是完人。
但在民國那場劇變里,他是最清醒、也最剛硬的那一個,你可以不記得他寫了什麼文,娶了幾個妻子。